三六八、为报倾城随太守(中)
民国元年8月,正是三伏天气,狗晒得直吐舌头,人坐着不动都哗哗流汗。但俗话说:“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。”所以部队并没有休息,反而趁着暑热展开大练兵活动。
西安光复后,我们所在的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被扩编为第88标,标统就是原来的营长蒋雨岩将军。我因为表现突出,被提拔为2队2排1棚的棚长。
此次新入伍的士兵都是陕西本地人,有的是原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士兵,因为部队裁撤而被编入我们协;有的是陕西陆军中学堂的学生,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;更多的是学校学生、农家子弟带着各种目的前来投军吃饷。总体来说,这些人的素质比不上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,以前当过兵的存在许多军营习气,口令动作也和我们有很大不同;刚参军的又没有多少文化,甚至有人连《学校军训操典》都看不懂。我觉得当棚长比以前当列兵更累。
部队扩编没几天,我们第88标就奉赵行止都督之命开往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商州,负责荡平该地的前清残余及地方乱匪,并防御对面河南省进犯之敌。本地势力倒不难对付,关键还是驻扎在卢氏、内乡的毅军。该部毅军由北洋名宿赵倜率领,兵力近万,又久经战阵,自成军以来先后参加过平定捻匪、甲午之战、庚子国变等著名战役,实力不容小觑。
蒋雨岩将军在抵达商州后。一面在卢灵关、大岭关、富水堡等军事要地构筑防御阵地,一边命令各部在抓紧训练的同时积极招募新兵。因为我们部队待遇好,孙先生蠲免田赋又让很多民众感恩戴德。加上陕西这些年捐税繁重、水旱不断,很多人活不下去,投军不失为一条生路;光复时很多军人一跃成为都督、司令,也刺激了不少年轻人。所以报名投军的人很多,导致部队严重超编。像我们这一棚本来标配是12人,实际上却有25人,超编达一倍以上。
8月5日下午。我们第2队数百名兄弟正在大岭关、武关之间拉练,突然收到标部急电,命令我们当天深夜十二点前必须返回驻地待命。我们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具体什么事,电报上没说,我们也不知道。很多人猜测是对面毅军有什么大动作,我们相应提高了战备等级。以预防突发情况。
无论怎么说。形势变紧张了,随时可能擦枪走火,然后爆发大规模战争,所以气氛有些沉重。即便之前希望通过参军博取功名的新兵,此时也变得沉默起来。大家都闷着头赶路,在晚上九点半左右返回了大岭关营地。营地内外一片肃穆,我们屏声静气返回营房歇息,排长、队长则到营部开会。虽然一天来回奔波近百里。大家都困倦欲死,但那一夜还是有很多新兵失眠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上五点钟。营地就吹响了起床号。洗漱用餐之后,各排分别召开全排大会,简明扼要地宣布了标部命令:“命令!各棚棚长按照新兵、老兵各半比例留下10人,并指定代理棚长,其余人员收拾行李,携带一个基数弹药,于本日九点准时开拔!你们有什么问题?”
2棚棚长孙良诚举手道:“报告,请问此次开拔目的地是哪里?”
排长一脸严肃:“机密!具体到哪里,你们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3棚棚长石友三问道:“那我们还回来么?”
排长答道:“回不回来,这也是机密。”
留下标配兵力,携带一个基数弹药,不告诉去哪里,也不告诉是否回来,这些说明什么?说明这绝对是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重大任务!我当兵除谋职养家外,还是为了报恩,大不了就是赔上一条命,所以心里并不太紧张,只是有些挂念家里的父母,所以举手说道:“报告,开拔之前能不能写封信,顺便把积蓄捎回家?”
排长点点头:“可以!但信里面不能涉及军事机密,写完后统一交给排里的文书,他会负责检查和邮寄。一旦发现有泄漏军事机密的内容,将以军法论处!”
其他士兵又问了几个问题,排长站起身:“此次开拔,营部将多发一个月军饷。按照营部命令,我另有任务,就不参加此次行军了,排长一职暂时由1棚长刘汝明护理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,大家回去分配名额,收拾行李,准备出发吧!”
等到九点,大家都打好背包、扛起步枪在营门口列队。这时我看见我们标统蒋雨岩将军站在队列前面,挨个检视每个排的准备情况。经过我们排的时候,他认出我来:“哟,刘子亮!入伍不到一年就当上了排长,很不错嘛!”
我赶紧立正敬礼:“报告标统,在下只是暂时护理排长一职,实任2队2排1棚棚长。”
蒋雨岩将军笑着鼓励道:“那就好好干,争取早日当上正式的排长!”
巡视完全营,蒋雨岩将军用力一挥手,我们3营就在标部参谋的带领下开始行军。队伍先是朝大岭关对面毅军驻扎的荆子关方向开去,越走距离敌人越近,心里也就越紧张。大家都以为是要去和毅军拼命,很多人都死死捏住手里的钢枪,面上露出惶恐之色。我在紧张的同时,眼睛不停地四下打量,准备一听到枪响就尽快把部队展开,抢夺周边有利地形。
谁知距离荆子关还有五六公里的时候,行进方向一转,偏离了大路,顺着山间小道朝南走去。大家在感到迷惑的同时,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开路架桥、爬山越岭走了四五天,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大浪滩的地方。在那里已经驻扎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,随后我们知道那是湖北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。
在这样的三伏天里,我们背着被服全副武装爬山涉水那么多天,最初担心打仗,大家还不觉得热和累。现在知道对面是友军,不用打仗,大家顿时软成了一摊泥。
两军会合的第二天,我这个临时排长就结束了使命,因为营部给我们排派来了一个新排长。
新来的排长叫白崇禧,字健生,广西桂林人,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毕业,随后进入广西混成协服役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随广西都督沈秉堃、混成协都督赵恒惕北上驰援武昌,驻扎孝感与南下的清军对峙。革命成功后,各省支援湖北的部队多数是荣归故里,少数继续留在湖北的都被黎元洪以各种名义改编裁撤。沈秉堃、赵恒惕与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不对付,只好留在湖北接受改编,白崇禧则被张振武编入将校团。前不久他随方维将军撤到襄阳、郧阳的交界地带。
当然,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和白健生交接完排中事务之后,我和他闲聊时问到这个问题:“排长,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?”
白健生有些吃惊,不过还是认真回答道:“这里是襄阳府均州地界,和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府挨着,离你们陕西也不远。”
襄阳府?那不是湖北省的地方么?我们怎么到湖北省了?我有些吃惊,又问道:“那排长知道我们在这里汇合之后还要干嘛?”
“还能干啥?打战呗!”白健生言简意赅地答道,“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?”
我回答道:“我只是个小棚长,自然无法知道上峰的那些军事机密。”
白健生道:“那我就随便跟你讲讲,你不要对别人乱说便是。”然后他便从武昌首义黎元洪与张振武结仇开始讲起,一直讲到最近的张振武遇害、黎元洪进剿为止。最后鄙夷地说道:“那个张国荃不知天高地厚,居然不听方团长的忠告,妄想凭着胡拼乱凑的三个协对抗鄂军的两个镇。结果呢?一触即溃,只好狼狈退出襄阳城。这时候他才记起方团长的劝告,一边向孙总长、赵都督、蒋都督求援,一边向我们这里靠拢。
“在黎元洪眼里,我们方团长是心腹大患,必须要尽快剪除。张国荃部和鄂军在襄阳城外接火是在两日之前,想来他们一旦处理好襄阳城内的杂事,就会向郧阳府方向进军。从襄阳到达我们所处的均州地界不过三四日工夫,战争可谓一触即发,所以我们汇合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打仗。”
“就凭我们两三千人?”我不禁惊讶出声,“照你刚才所说,对方可是两个镇一万多人!”
白健生道:“据说你们陕西,还有四川会分别派4000人过来和我们汇合。不过就现在看来,消息有好有坏。”
“好消息是?”
“好消息是参与进攻襄阳第七镇第十三协,会在统制唐牺支率领下回守宜昌、荆门,避免我们趁虚而入;第八镇则会留下第十六协镇守襄阳等地,防止张国荃捣乱。也就是说,这次来犯的鄂军为两个协八千人,只有我们预想的一半。”
“那坏消息呢?”
“坏消息是川军派遣的4000人根本无法在战争爆发前到来,即便是你们陕西,估计也只能来三千人。换而言之,我们要以五千人对抗鄂军的八千人。”
以上节选自《一个行伍军人的回忆》(又名《刘汝明回忆录》)第三章《攻鄂》。(未完待续…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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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光复后,我们所在的第四十四混成协第87标第3营被扩编为第88标,标统就是原来的营长蒋雨岩将军。我因为表现突出,被提拔为2队2排1棚的棚长。
此次新入伍的士兵都是陕西本地人,有的是原陆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士兵,因为部队裁撤而被编入我们协;有的是陕西陆军中学堂的学生,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;更多的是学校学生、农家子弟带着各种目的前来投军吃饷。总体来说,这些人的素质比不上经世大学附属学校的学生,以前当过兵的存在许多军营习气,口令动作也和我们有很大不同;刚参军的又没有多少文化,甚至有人连《学校军训操典》都看不懂。我觉得当棚长比以前当列兵更累。
部队扩编没几天,我们第88标就奉赵行止都督之命开往鄂豫陕三省交界的商州,负责荡平该地的前清残余及地方乱匪,并防御对面河南省进犯之敌。本地势力倒不难对付,关键还是驻扎在卢氏、内乡的毅军。该部毅军由北洋名宿赵倜率领,兵力近万,又久经战阵,自成军以来先后参加过平定捻匪、甲午之战、庚子国变等著名战役,实力不容小觑。
蒋雨岩将军在抵达商州后。一面在卢灵关、大岭关、富水堡等军事要地构筑防御阵地,一边命令各部在抓紧训练的同时积极招募新兵。因为我们部队待遇好,孙先生蠲免田赋又让很多民众感恩戴德。加上陕西这些年捐税繁重、水旱不断,很多人活不下去,投军不失为一条生路;光复时很多军人一跃成为都督、司令,也刺激了不少年轻人。所以报名投军的人很多,导致部队严重超编。像我们这一棚本来标配是12人,实际上却有25人,超编达一倍以上。
8月5日下午。我们第2队数百名兄弟正在大岭关、武关之间拉练,突然收到标部急电,命令我们当天深夜十二点前必须返回驻地待命。我们立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。具体什么事,电报上没说,我们也不知道。很多人猜测是对面毅军有什么大动作,我们相应提高了战备等级。以预防突发情况。
无论怎么说。形势变紧张了,随时可能擦枪走火,然后爆发大规模战争,所以气氛有些沉重。即便之前希望通过参军博取功名的新兵,此时也变得沉默起来。大家都闷着头赶路,在晚上九点半左右返回了大岭关营地。营地内外一片肃穆,我们屏声静气返回营房歇息,排长、队长则到营部开会。虽然一天来回奔波近百里。大家都困倦欲死,但那一夜还是有很多新兵失眠了。
第二天一大早上五点钟。营地就吹响了起床号。洗漱用餐之后,各排分别召开全排大会,简明扼要地宣布了标部命令:“命令!各棚棚长按照新兵、老兵各半比例留下10人,并指定代理棚长,其余人员收拾行李,携带一个基数弹药,于本日九点准时开拔!你们有什么问题?”
2棚棚长孙良诚举手道:“报告,请问此次开拔目的地是哪里?”
排长一脸严肃:“机密!具体到哪里,你们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3棚棚长石友三问道:“那我们还回来么?”
排长答道:“回不回来,这也是机密。”
留下标配兵力,携带一个基数弹药,不告诉去哪里,也不告诉是否回来,这些说明什么?说明这绝对是去执行一项有去无回的重大任务!我当兵除谋职养家外,还是为了报恩,大不了就是赔上一条命,所以心里并不太紧张,只是有些挂念家里的父母,所以举手说道:“报告,开拔之前能不能写封信,顺便把积蓄捎回家?”
排长点点头:“可以!但信里面不能涉及军事机密,写完后统一交给排里的文书,他会负责检查和邮寄。一旦发现有泄漏军事机密的内容,将以军法论处!”
其他士兵又问了几个问题,排长站起身:“此次开拔,营部将多发一个月军饷。按照营部命令,我另有任务,就不参加此次行军了,排长一职暂时由1棚长刘汝明护理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,大家回去分配名额,收拾行李,准备出发吧!”
等到九点,大家都打好背包、扛起步枪在营门口列队。这时我看见我们标统蒋雨岩将军站在队列前面,挨个检视每个排的准备情况。经过我们排的时候,他认出我来:“哟,刘子亮!入伍不到一年就当上了排长,很不错嘛!”
我赶紧立正敬礼:“报告标统,在下只是暂时护理排长一职,实任2队2排1棚棚长。”
蒋雨岩将军笑着鼓励道:“那就好好干,争取早日当上正式的排长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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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知距离荆子关还有五六公里的时候,行进方向一转,偏离了大路,顺着山间小道朝南走去。大家在感到迷惑的同时,心里也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就这样开路架桥、爬山越岭走了四五天,终于来到一个名叫大浪滩的地方。在那里已经驻扎了一支两千多人的部队,随后我们知道那是湖北将校团和军令司卫队。
在这样的三伏天里,我们背着被服全副武装爬山涉水那么多天,最初担心打仗,大家还不觉得热和累。现在知道对面是友军,不用打仗,大家顿时软成了一摊泥。
两军会合的第二天,我这个临时排长就结束了使命,因为营部给我们排派来了一个新排长。
新来的排长叫白崇禧,字健生,广西桂林人,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毕业,随后进入广西混成协服役。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随广西都督沈秉堃、混成协都督赵恒惕北上驰援武昌,驻扎孝感与南下的清军对峙。革命成功后,各省支援湖北的部队多数是荣归故里,少数继续留在湖北的都被黎元洪以各种名义改编裁撤。沈秉堃、赵恒惕与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不对付,只好留在湖北接受改编,白崇禧则被张振武编入将校团。前不久他随方维将军撤到襄阳、郧阳的交界地带。
当然,最初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。和白健生交接完排中事务之后,我和他闲聊时问到这个问题:“排长,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是在哪里?”
白健生有些吃惊,不过还是认真回答道:“这里是襄阳府均州地界,和郧阳府以及河南南阳府挨着,离你们陕西也不远。”
襄阳府?那不是湖北省的地方么?我们怎么到湖北省了?我有些吃惊,又问道:“那排长知道我们在这里汇合之后还要干嘛?”
“还能干啥?打战呗!”白健生言简意赅地答道,“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?”
我回答道:“我只是个小棚长,自然无法知道上峰的那些军事机密。”
白健生道:“那我就随便跟你讲讲,你不要对别人乱说便是。”然后他便从武昌首义黎元洪与张振武结仇开始讲起,一直讲到最近的张振武遇害、黎元洪进剿为止。最后鄙夷地说道:“那个张国荃不知天高地厚,居然不听方团长的忠告,妄想凭着胡拼乱凑的三个协对抗鄂军的两个镇。结果呢?一触即溃,只好狼狈退出襄阳城。这时候他才记起方团长的劝告,一边向孙总长、赵都督、蒋都督求援,一边向我们这里靠拢。
“在黎元洪眼里,我们方团长是心腹大患,必须要尽快剪除。张国荃部和鄂军在襄阳城外接火是在两日之前,想来他们一旦处理好襄阳城内的杂事,就会向郧阳府方向进军。从襄阳到达我们所处的均州地界不过三四日工夫,战争可谓一触即发,所以我们汇合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打仗。”
“就凭我们两三千人?”我不禁惊讶出声,“照你刚才所说,对方可是两个镇一万多人!”
白健生道:“据说你们陕西,还有四川会分别派4000人过来和我们汇合。不过就现在看来,消息有好有坏。”
“好消息是?”
“好消息是参与进攻襄阳第七镇第十三协,会在统制唐牺支率领下回守宜昌、荆门,避免我们趁虚而入;第八镇则会留下第十六协镇守襄阳等地,防止张国荃捣乱。也就是说,这次来犯的鄂军为两个协八千人,只有我们预想的一半。”
“那坏消息呢?”
“坏消息是川军派遣的4000人根本无法在战争爆发前到来,即便是你们陕西,估计也只能来三千人。换而言之,我们要以五千人对抗鄂军的八千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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