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〇二、绿旗别队自将军
一〇二、绿旗别队自将军
从搜集的这些教材里,可以大致窥探出西安各校的教学水平。比如陕西中学堂、陕西第一师范学堂、陕西农业学堂的物理教材,与经世大学附属初等中学所用的一样;陕西高等学堂好点,用的是经世大学附属高等中学的教材,而教材最后的电子学、原子物理学知识,无论对于教习还是对于学生,都恍若天书,无人能懂,也就无从学起。其他的自然科学课程都多多少少存在这种问题:与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严重脱节。
无奈之下,孙元起把几个学校的自然科学教习,以及愿意听讲的学生聚在一块儿,把这部分内容跟他们讲授了一回,至于能否听懂,那就看个人的修为造化了。
又和几所学校协商会谈,介绍经世大学的基本情况,允许西部各种学堂学生报考经世大学及附属学校,并提供一定的推免名额。这算是对落后的西部教育一种变相支持吧。
过了五六天,出去考察的学生都已经回来,稍事休整,继续向西行去。经过兰州,又歇了三四日。
在兰州,只有一所高等学堂,那便是甘肃文高等学堂,前身为1903年陕甘总督崧蕃、兰州知府杨增新创办的甘肃大学堂。
据学堂总教习刘光蕡介绍:该学堂有学生一百馀人,多为秀才出身。课程设有经学、史学、地理、外文、理化、博物、教育心理、数学、体操、法制、兵学、图画、万国公法、修身等科。聘日籍教员梅村次修、高桥吉造、岗岛诱等分别教授博物、理化、教育心理。学堂另设有师范馆和预科。师范馆学员数十人,均为举人和贡生。
尽管学生不是秀才,便是举人、贡士,可教学水平比陕西高等学堂还差些。事实上,该学堂的后身就是现在的兰州中学,其余可想而知。
就在所有官员都以为钦差大人应该折返回京的时候,孙元起一行再次起身,一路向西。
因为同治年间的回乱,整个陇西土地荒芜、人烟稀少,路边时时能见累累白骨,据说都是当年白彦虎屠杀汉人所留下的尸骸。抚摸着合围粗的左公柳,师生们对抬棺西行的左文襄公更加崇敬,不由念起一首诗来: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弟子满天山。新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穿过河西走廊,到达安西州。此行最终目的地敦煌,便是该州下面的一个县。
根据记载,乾隆二十四年置安西府;三十九年,降安西府为直隶州。这一个“降”字,体现了清代的官场学问。按照惯例,知府是从四品,当然有时也高配到正四品的。据说在光绪年间还有知府是正三品的,那就比较罕见了。而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。表明上看,从四品和正五品相差就一级,可这一级就是天与地。因为那是道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,正好比现在正科与副处、副部与正部。
陪同孙元起一行到达安西的,是甘肃提督学政叶昌炽。
学政,听着好像方面大员,其实并没有一定的品秩。按照规定,每省学政以侍郎、京堂、翰、詹、科、道、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,各带原衔品级。叶昌炽是1903年6月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。翰林院编修不过是正七品,比起孙元起这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,中间还隔着侍读、侍讲、修撰三个级别呢,所以叶昌炽对于孙元起是热情备至。
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《语石》初稿,一到兰州,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。此次陪同孙元起前来,也是想顺便查访陇西一带的碑铭拓片。搂草打兔子——两不耽误。这倒和孙元起一行目的不谋而合。
孙元起对于金石学一窍不通,不过没关系,随行的历史系师生正好向叶昌炽请益。“好为人师”是每个人难免都有的嗜好,突然间有这么多学子问学,被挠到痒处的叶昌炽大为高兴,也不藏着掖着。很快师生便打成一片。
到了安西,知州、同知等官员自然热情招待。听闻此来是为收罗图书方志、金石碑铭,这些人非常上道,早已奉上各种资料。在这堆资料中,就翻检出十来卷敦煌文书。孙元起心中一惊:难道这敦煌文献已经散佚开了么?
不过却不好直接问这些官员,生怕一问,官员们知道是好东西,经手时难免揩油。而且身边的叶昌炽更是专家,要让他看出端倪,麻烦更多。当下不说,只派出几个心腹随从,以收购图书为名,去安西集市上打探消息。传回来的消息倒不坏。原来这王道士有些小聪明,知道这敦煌文书颇为珍贵,也知道“盐多不咸,糖多不甜”的道理,虽说总数达数万卷,对外却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,并且已经瓜分完毕。这些流出的经卷,大多是王道士送给甘肃地方官绅的。
孙元起正踌躇满志准备前往敦煌收罗遗书的时候,才发现事情有些棘手。撇开陪同的叶昌炽不说,单单知州、同知每日跟着,你就别想有什么小动作。即便是学生来回出入,周边都有好几个兵丁跟着,生怕自己探知地方上的什么阴私,上达天听,摘了他们的乌纱帽。
学生们出去考察,忙得不亦乐乎。孙元起每日不是陪着官绅喝酒吃饭,就是闲谈聊天,一时半刻脱不得身。眼看在安西驻了四五日,再呆着不走,只怕别人就要生疑了。
这一日上午,孙元起正权衡是不是要径直奔赴敦煌莫高窟的时候,突然闻听有人问道:“先生,您有什么烦心事儿么?”
仔细看时,却是随着自己前来甘肃的随从程子寅,见自己一直在来回踱步,才上前问话。这次跟来的随从,都是当年那批义和团的孑遗,他们如今都在经世大学附近安家落户,堪称是自己的铁杆家丁,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。想当年,从安阳挖甲骨的时候,就是这批人前去下的手……
想到这里,心中一动:“子寅,有件事想托你们去做,只是不知道你们行不行。”
二十三四岁的小年青,经不起激将,拍着胸脯:“先生,您这话说得!俺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,俺们全家现在吃饱穿暖,也赖先生的大恩大德。现在说什么行不行?别说做事,就是上刀山下火海,俺们都不带皱眉头的!”
豪夺不行,那就强取!孙元起一咬牙,让他从同行的随从中找十多二十个信得过、口风紧的壮汉,带到厢房里,把大致情况跟他们说了:在敦煌莫高窟,有个王道士,守着座寺庙,偶然间他在某个洞穴中发现了上万卷的经书。这些经书,就好比之前甲骨,在普通人看来不值钱,可是在读书人眼里,就是不得了的宝贝。你们此去,就是要将那些经卷弄回来。
那些人多数都是去河南安阳买过甲骨的,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
孙元起又叮嘱道:“这件事一定要保密,不能走漏风声,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咱们买的。你们可以先在安西买好百十个空箱子和马车。等经卷到手之后,迅速装箱,绕路回北京。不要怕花钱,哪怕多雇了车马镖师,也要保证安全。”顿了一顿,又加了一句:“总之,无论你们用什么法子、花多少钱,都要把经卷给完整的弄回来。”
说完,给他们递过一沓银票,足足有两万两。
孙元起与那群官员继续周旋不提,且说那十五六个年青小伙子躲在屋里商量半晌。等下半天,三三两两装作采办土特产的样子,走出大院,在安西集市闲逛。趁机买好马车和大箱子,乘着黄昏,分做几对出了安西城,沿着大路,直奔敦煌。
敦煌在安西州西南二百七十里。这群小伙子都是农村长大,经得起折腾,不过两天就望见敦煌县城。队伍分成两部分:一部分人少、车多,直接进城,扮作采购土特产的客商,在城里安歇;另一部分人多、车少,带足箱子,绕过县城,改向东南,奔莫高窟而去。
莫高窟在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的鸣沙山下,加把力,半天就可以赶到。当抵达莫高窟的时候,连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程子寅,都不得不感喟“太美了”!那是沙漠里难得的一片绿洲,因为有泉水的滋润,杨柳、古槐青翠欲滴,与周围的黄沙形成显明对比,好比是沙砾堆中的一块绝品翡翠。只是绿洲太小,不过一二十亩地,故而没有几户人家,来往的人也很少在此停留。
这一行人赶着马车逶迤走进绿洲。现在是刚步入盛夏,路上没有什么商旅。客店老板看见,早早迎了上来:“客官,要住店么?”
沿着马路还有一两家旅馆,倒不着急。队伍中,有人用天津口音答道:“我们再看看。”
安顿下来。第二天早上,***十来个小伙子围着饭桌,一边就着茶水吃干馍,一面低声商讨着什么。突然,其中一人用天津腔问道:“小二,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么?”
小二一甩毛巾,快步跑过来:“客官问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啊,咱这附近可没啥,就有一个道观,里面的王道长有些神通。这附近还有个千佛洞,里面各种菩萨都有,客官不妨去看看。”
赏了小二几个大钱。这些人几口吃完手中的馍馍,出门拜佛去了。说是拜佛,其实是“见”王道长。这王道长倒不难找,见到莫高窟,也就算是见到王道长了。
话说这王道长,名叫王圆箓,祖籍湖北麻城。他本人出生在陕西,因家乡连年灾荒,为生活所迫,出外谋生,流落于酒泉。在此期间入道修行,人们称他为王道士。后云游至敦煌,登三危山,发现莫高圣境,感慨万千,急呼“西方极乐世界,乃在斯乎”。以后他长期居留于此地,奉献了他的后半生。
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。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,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,一片残破,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,一种强烈的使命感,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“守护神”的重任。他四处奔波,苦口劝募,省吃俭用,集攒钱财,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,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。
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(1900年6月22日)这一天,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。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:“沙出壁裂一孔,仿佛有光,破壁,则有小洞,豁然开朗,内藏唐经万卷,古物多名,见者多为奇观,闻者传为神物。”
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,而莫高窟却是佛教圣地,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。然而,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,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,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,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,还是无意的安排,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,奇人遇奇事,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。
藏经洞发现之后,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,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首先,徒步行走50里,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,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。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。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,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1902年,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。汪知县是位进土,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。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。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,亲去莫高窟察看,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。留下一句话,让王道士就地保存,看好藏经洞。
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,王圆箓仍不甘心。于是,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,赶着毛驴奔赴肃州(酒泉)。他风餐露宿,单枪匹马,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,行程800多里,才到达目的地,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,最后得出结论: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。就此了事。
这一行人找到王道长的时候,这位年近六十的老道士正在清扫洞窟中的淤沙。自有一个小伙子装作凶神恶煞的模样,恶狠狠地问道:“王道士,你把经卷放哪儿啦!”
看到这十来个小伙子站在自己面前,老头眯缝了一下眼睛,问道:“你们是钦差大人派来的吧?”
这一问话,把这群小伙子吓了一大跳:店小二说着道士有些神通,看来不假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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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搜集的这些教材里,可以大致窥探出西安各校的教学水平。比如陕西中学堂、陕西第一师范学堂、陕西农业学堂的物理教材,与经世大学附属初等中学所用的一样;陕西高等学堂好点,用的是经世大学附属高等中学的教材,而教材最后的电子学、原子物理学知识,无论对于教习还是对于学生,都恍若天书,无人能懂,也就无从学起。其他的自然科学课程都多多少少存在这种问题:与世界最新的科学发展严重脱节。
无奈之下,孙元起把几个学校的自然科学教习,以及愿意听讲的学生聚在一块儿,把这部分内容跟他们讲授了一回,至于能否听懂,那就看个人的修为造化了。
又和几所学校协商会谈,介绍经世大学的基本情况,允许西部各种学堂学生报考经世大学及附属学校,并提供一定的推免名额。这算是对落后的西部教育一种变相支持吧。
过了五六天,出去考察的学生都已经回来,稍事休整,继续向西行去。经过兰州,又歇了三四日。
在兰州,只有一所高等学堂,那便是甘肃文高等学堂,前身为1903年陕甘总督崧蕃、兰州知府杨增新创办的甘肃大学堂。
据学堂总教习刘光蕡介绍:该学堂有学生一百馀人,多为秀才出身。课程设有经学、史学、地理、外文、理化、博物、教育心理、数学、体操、法制、兵学、图画、万国公法、修身等科。聘日籍教员梅村次修、高桥吉造、岗岛诱等分别教授博物、理化、教育心理。学堂另设有师范馆和预科。师范馆学员数十人,均为举人和贡生。
尽管学生不是秀才,便是举人、贡士,可教学水平比陕西高等学堂还差些。事实上,该学堂的后身就是现在的兰州中学,其余可想而知。
就在所有官员都以为钦差大人应该折返回京的时候,孙元起一行再次起身,一路向西。
因为同治年间的回乱,整个陇西土地荒芜、人烟稀少,路边时时能见累累白骨,据说都是当年白彦虎屠杀汉人所留下的尸骸。抚摸着合围粗的左公柳,师生们对抬棺西行的左文襄公更加崇敬,不由念起一首诗来: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弟子满天山。新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穿过河西走廊,到达安西州。此行最终目的地敦煌,便是该州下面的一个县。
根据记载,乾隆二十四年置安西府;三十九年,降安西府为直隶州。这一个“降”字,体现了清代的官场学问。按照惯例,知府是从四品,当然有时也高配到正四品的。据说在光绪年间还有知府是正三品的,那就比较罕见了。而直隶州知州是正五品。表明上看,从四品和正五品相差就一级,可这一级就是天与地。因为那是道很多人迈不过去的坎儿,正好比现在正科与副处、副部与正部。
陪同孙元起一行到达安西的,是甘肃提督学政叶昌炽。
学政,听着好像方面大员,其实并没有一定的品秩。按照规定,每省学政以侍郎、京堂、翰、詹、科、道、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,各带原衔品级。叶昌炽是1903年6月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当上甘肃学政的。翰林院编修不过是正七品,比起孙元起这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,中间还隔着侍读、侍讲、修撰三个级别呢,所以叶昌炽对于孙元起是热情备至。
叶昌炽来甘肃前刚完成《语石》初稿,一到兰州,便开始上下访求河陇石刻资料作为补充。此次陪同孙元起前来,也是想顺便查访陇西一带的碑铭拓片。搂草打兔子——两不耽误。这倒和孙元起一行目的不谋而合。
孙元起对于金石学一窍不通,不过没关系,随行的历史系师生正好向叶昌炽请益。“好为人师”是每个人难免都有的嗜好,突然间有这么多学子问学,被挠到痒处的叶昌炽大为高兴,也不藏着掖着。很快师生便打成一片。
到了安西,知州、同知等官员自然热情招待。听闻此来是为收罗图书方志、金石碑铭,这些人非常上道,早已奉上各种资料。在这堆资料中,就翻检出十来卷敦煌文书。孙元起心中一惊:难道这敦煌文献已经散佚开了么?
不过却不好直接问这些官员,生怕一问,官员们知道是好东西,经手时难免揩油。而且身边的叶昌炽更是专家,要让他看出端倪,麻烦更多。当下不说,只派出几个心腹随从,以收购图书为名,去安西集市上打探消息。传回来的消息倒不坏。原来这王道士有些小聪明,知道这敦煌文书颇为珍贵,也知道“盐多不咸,糖多不甜”的道理,虽说总数达数万卷,对外却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,并且已经瓜分完毕。这些流出的经卷,大多是王道士送给甘肃地方官绅的。
孙元起正踌躇满志准备前往敦煌收罗遗书的时候,才发现事情有些棘手。撇开陪同的叶昌炽不说,单单知州、同知每日跟着,你就别想有什么小动作。即便是学生来回出入,周边都有好几个兵丁跟着,生怕自己探知地方上的什么阴私,上达天听,摘了他们的乌纱帽。
学生们出去考察,忙得不亦乐乎。孙元起每日不是陪着官绅喝酒吃饭,就是闲谈聊天,一时半刻脱不得身。眼看在安西驻了四五日,再呆着不走,只怕别人就要生疑了。
这一日上午,孙元起正权衡是不是要径直奔赴敦煌莫高窟的时候,突然闻听有人问道:“先生,您有什么烦心事儿么?”
仔细看时,却是随着自己前来甘肃的随从程子寅,见自己一直在来回踱步,才上前问话。这次跟来的随从,都是当年那批义和团的孑遗,他们如今都在经世大学附近安家落户,堪称是自己的铁杆家丁,绝对是指哪儿打哪儿。想当年,从安阳挖甲骨的时候,就是这批人前去下的手……
想到这里,心中一动:“子寅,有件事想托你们去做,只是不知道你们行不行。”
二十三四岁的小年青,经不起激将,拍着胸脯:“先生,您这话说得!俺们的性命都是您救的,俺们全家现在吃饱穿暖,也赖先生的大恩大德。现在说什么行不行?别说做事,就是上刀山下火海,俺们都不带皱眉头的!”
豪夺不行,那就强取!孙元起一咬牙,让他从同行的随从中找十多二十个信得过、口风紧的壮汉,带到厢房里,把大致情况跟他们说了:在敦煌莫高窟,有个王道士,守着座寺庙,偶然间他在某个洞穴中发现了上万卷的经书。这些经书,就好比之前甲骨,在普通人看来不值钱,可是在读书人眼里,就是不得了的宝贝。你们此去,就是要将那些经卷弄回来。
那些人多数都是去河南安阳买过甲骨的,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
孙元起又叮嘱道:“这件事一定要保密,不能走漏风声,最好不要让别人知道是咱们买的。你们可以先在安西买好百十个空箱子和马车。等经卷到手之后,迅速装箱,绕路回北京。不要怕花钱,哪怕多雇了车马镖师,也要保证安全。”顿了一顿,又加了一句:“总之,无论你们用什么法子、花多少钱,都要把经卷给完整的弄回来。”
说完,给他们递过一沓银票,足足有两万两。
孙元起与那群官员继续周旋不提,且说那十五六个年青小伙子躲在屋里商量半晌。等下半天,三三两两装作采办土特产的样子,走出大院,在安西集市闲逛。趁机买好马车和大箱子,乘着黄昏,分做几对出了安西城,沿着大路,直奔敦煌。
敦煌在安西州西南二百七十里。这群小伙子都是农村长大,经得起折腾,不过两天就望见敦煌县城。队伍分成两部分:一部分人少、车多,直接进城,扮作采购土特产的客商,在城里安歇;另一部分人多、车少,带足箱子,绕过县城,改向东南,奔莫高窟而去。
莫高窟在敦煌县城东南四五十里的鸣沙山下,加把力,半天就可以赶到。当抵达莫高窟的时候,连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程子寅,都不得不感喟“太美了”!那是沙漠里难得的一片绿洲,因为有泉水的滋润,杨柳、古槐青翠欲滴,与周围的黄沙形成显明对比,好比是沙砾堆中的一块绝品翡翠。只是绿洲太小,不过一二十亩地,故而没有几户人家,来往的人也很少在此停留。
这一行人赶着马车逶迤走进绿洲。现在是刚步入盛夏,路上没有什么商旅。客店老板看见,早早迎了上来:“客官,要住店么?”
沿着马路还有一两家旅馆,倒不着急。队伍中,有人用天津口音答道:“我们再看看。”
安顿下来。第二天早上,***十来个小伙子围着饭桌,一边就着茶水吃干馍,一面低声商讨着什么。突然,其中一人用天津腔问道:“小二,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么?”
小二一甩毛巾,快步跑过来:“客官问这附近有什么庙观比较灵啊,咱这附近可没啥,就有一个道观,里面的王道长有些神通。这附近还有个千佛洞,里面各种菩萨都有,客官不妨去看看。”
赏了小二几个大钱。这些人几口吃完手中的馍馍,出门拜佛去了。说是拜佛,其实是“见”王道长。这王道长倒不难找,见到莫高窟,也就算是见到王道长了。
话说这王道长,名叫王圆箓,祖籍湖北麻城。他本人出生在陕西,因家乡连年灾荒,为生活所迫,出外谋生,流落于酒泉。在此期间入道修行,人们称他为王道士。后云游至敦煌,登三危山,发现莫高圣境,感慨万千,急呼“西方极乐世界,乃在斯乎”。以后他长期居留于此地,奉献了他的后半生。
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。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,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,一片残破,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,一种强烈的使命感,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“守护神”的重任。他四处奔波,苦口劝募,省吃俭用,集攒钱财,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,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。
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(1900年6月22日)这一天,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。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:“沙出壁裂一孔,仿佛有光,破壁,则有小洞,豁然开朗,内藏唐经万卷,古物多名,见者多为奇观,闻者传为神物。”
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,而莫高窟却是佛教圣地,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。然而,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,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,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,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。更令人不解的是,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,还是无意的安排,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,奇人遇奇事,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。
藏经洞发现之后,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,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首先,徒步行走50里,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,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。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,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。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,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1902年,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。汪知县是位进土,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。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。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,亲去莫高窟察看,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。留下一句话,让王道士就地保存,看好藏经洞。
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,王圆箓仍不甘心。于是,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,赶着毛驴奔赴肃州(酒泉)。他风餐露宿,单枪匹马,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,行程800多里,才到达目的地,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。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,最后得出结论: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。就此了事。
这一行人找到王道长的时候,这位年近六十的老道士正在清扫洞窟中的淤沙。自有一个小伙子装作凶神恶煞的模样,恶狠狠地问道:“王道士,你把经卷放哪儿啦!”
看到这十来个小伙子站在自己面前,老头眯缝了一下眼睛,问道:“你们是钦差大人派来的吧?”
这一问话,把这群小伙子吓了一大跳:店小二说着道士有些神通,看来不假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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