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72【墨家治国?】
王渊已经五十七岁,依旧宝刀未老,每天都要舞半个小时的大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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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嘛,鬓角已生白发。
“孟静的几部书稿,我已大致看过,写得颇有深意。”王渊赞许道。
赵贞吉拱手说:“能入先生法眼,幸甚至哉。”
赵贞吉的学术思想,传自阳明心学之泰州学派,同时又兼修物理诸门。
历史上,此人属于“实学”先驱,厌恶空谈,主张实干,嫉恶如仇,任侠正气,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愤青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,其实把赵贞吉黑得很惨,居然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另一个时空,张居正也信奉“实学”,正好跟赵贞吉同为阁臣,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。
赵贞吉是当时资格最老的,但因为嘉靖朝曾被罢官,他反而排在内阁最末位。排他前面的三位阁臣,包括张居正在内,都被他当成孙子训斥。
因为赵贞吉喜欢实干,虽然一把年纪入阁,却不是回京来养老的。
首辅、次辅全被赵贞吉骂得没脾气,兵部尚书因为徇私舞弊,直接被他骂成了政敌。
张居正也只能忍耐,一些话愿听,一些话不听,最后实在忍无可忍,干脆把高拱弄回来,硬生生将赵贞吉逼得辞官。
赵贞吉晚年很有意思,看不惯的事情就仗义执言,遭到政敌反击就闹着辞官,似乎懒得跟一帮小辈斗法——也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政斗,也知道党争的危害性,他想尽量维持时局稳定。
跟张居正的斗法也是如此,张居正把高拱弄来执掌吏部,赵贞吉就讨了执掌都察院的差事。结果,赵贞吉爱惜羽毛,被高拱给恶心坏了,辞官时对皇帝说:“高拱专横徇私,把吏部搞得乌烟瘴气。我致仕之后,请陛下让高拱入阁,不要再让他专权吏部、栽培党羽。”
其实非常可惜,张居正与赵贞吉理念相近,只不过具体施政存在差异。如果张居正能主动示好,赵贞吉很可能为张居正保驾护航。
当然,若能主动示好,那就不是张居正了,也不可能冲破阻力搞改革。
王渊问道:“孟静出海三载,还要回去吗?”
赵贞吉说道:“最迟年底就坐船归乡,家中老父年事已高。”
赵贞吉不知道,他出海的当年,父亲就已经病死……如今都满三年了。
王渊点头说:“孟静大才,今后若愿来天竺为官,阁部重臣必虚位以待。”
赵贞吉问道:“先生,吾观天竺之政,似在行墨家之法。”
王渊哈哈大笑:“诸子百家早已融合,如今哪还有什么墨家?但是,确实带有墨家遗风,你可知为何如此?”
“为何?”赵贞吉问道。
王渊说道:“诸子百家,诞生于春秋战国。当时礼乐崩坏,天子与诸侯招揽的人才,很多都处于失业状态,又见到百姓朝不保夕,于是就从自身角度出发,试图改良当时的社会。诸子百家,便是这么来的。”
赵贞吉笑道:“先生总是这般立意新奇。”
王渊又说:“诸子百家,每家都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。墨家代表的是谁?工匠和小地主,且以工匠为主。”
墨家弟子,最开始的时候,其实就是一帮工程师和技术工人!
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是什么?
社会稳定,反对战争,主张个人价值,保护私有财产。
《墨子》开篇不谈别的,而是阐述治政理念。
首先是尚贤,就是选用有才能的人做官,道德反而还在其次,只要国君能合理安排即可。这就跟儒家不一样,儒家更注重品德,若品行败坏,越有能力危害越大。
墨家尚贤还附带着要求,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价,国君得给出应有报酬。不能像大明对待官员那样,又让马儿跑得快,又不让马儿吃饱。人才获得重用,人才获得报酬,方能培养尚贤气氛,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干的人为国效力。
墨家也讲仁政,墨家的仁人君子,类似孟子笔下的“大丈夫”,即: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善待生者,哀悯死者。
墨家也讲法制,并认可法家的性本恶。
但是,法家彻底对人性失望,力图用法律来约束人性。墨家觉得人性还有救,而且试图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,达到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的双赢局面。
想要双赢,就必须创造合理的环境,因此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,否则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兼爱双赢?
因此,墨家提倡节用,即不搞铺张浪费,把国家财政都用于民生和国防,让人民安居乐业,并时刻准备着赶走侵略者。
法律方面,墨家法天,而道家法自然。
墨家认为,天志为仁,国君应该实行仁政和仁法,让社会进入良性有序的状态。国君实行仁政仁法,就是遵循了天志,上天就会承认国君的法统。国君若是残害百姓,就是违反了天志,上天会就取消国君的法统,这个国家也会因此灭亡。
墨家尚同,即从上到下思想统一,这样才能政令通畅,才能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。
秦国的壮大,最初就源于墨家变法,两次打败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。
即便后来商鞅带来法家,墨家渐渐淡出,但秦国的行政系统,依旧带着浓厚的墨家特色。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,秦国的墨家行政系统更为高效,几乎达到墨家设想当中的完美状态。
墨家的行政系统是咋样的?
从乡村到中央,全都选用有才能的人当主官。国君的治国理念,一级传向一级,务必让工匠和农民都清楚。国君的政策法令,一级传向一级,务必让基层能最快最好的执行。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,任何阻碍之人都得滚蛋!
在墨家的行政系统当中,儒家的宗法传统是被摒弃的,一切按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,裙带关系要尽量予以清除。
墨家内部,也照这套系统运行,巨子的命令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信徒。
说白了,就是按工程师的理念治国,古代大工程就得这样才能完成。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,搬到了治国领域,并且后来被儒家吸收了一些。
正巧,王渊在天竺建国,也着重保护工商业者和地主利益,每一个汉人移民都是小地主,其他的要么是商人、要么是工匠。
从利益主体而言,刚好契合墨家成分,因为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群工匠和小地主。
那么王渊的治国理念,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,也让赵贞吉误以为天竺国是墨家秉政。
除了坚定支持科学发展,王渊不会偏向哪派,因为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。
一旦国家富强起来,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,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国方略,但必须去掉一些纲常糟粕。
从西方人对明朝的记述,就可以知道,汉人的许多美德,并不是后来凭空出现的。
比如谦虚、勤劳、温和、好客等等,有个欧洲人的文章,其中一段大意如下:“这里拥有最好的货物,明人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,但也不吝赞美别国的事物。当看到外国的商品,即便看不上眼,也会因新奇而赞叹一番。这是独特的美德,在别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有……他们也非常热情,因为我是外来者,总有人邀我参加宴会……他们还很谦虚,并拥有这种美德而不自知……”
这就是教化之功,不要觉得教化太虚无缥缈。
当你观察世界各国之后,就会惊讶发现,你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和品德,竟然是中国所独有的。
至少移民们来了天竺,就从文化上自豪起来。
就算是底层农民,都打心眼里觉得,印度本地人是一群不懂礼数的蛮夷——包括那些印度贵族,也是标准的蛮夷,仿佛一直没有开化过!
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给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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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孟静的几部书稿,我已大致看过,写得颇有深意。”王渊赞许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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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上,此人属于“实学”先驱,厌恶空谈,主张实干,嫉恶如仇,任侠正气,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老愤青。
《大明王朝1566》,其实把赵贞吉黑得很惨,居然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另一个时空,张居正也信奉“实学”,正好跟赵贞吉同为阁臣,两人的关系非常不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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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赵贞吉喜欢实干,虽然一把年纪入阁,却不是回京来养老的。
首辅、次辅全被赵贞吉骂得没脾气,兵部尚书因为徇私舞弊,直接被他骂成了政敌。
张居正也只能忍耐,一些话愿听,一些话不听,最后实在忍无可忍,干脆把高拱弄回来,硬生生将赵贞吉逼得辞官。
赵贞吉晚年很有意思,看不惯的事情就仗义执言,遭到政敌反击就闹着辞官,似乎懒得跟一帮小辈斗法——也可能是经历了太多政斗,也知道党争的危害性,他想尽量维持时局稳定。
跟张居正的斗法也是如此,张居正把高拱弄来执掌吏部,赵贞吉就讨了执掌都察院的差事。结果,赵贞吉爱惜羽毛,被高拱给恶心坏了,辞官时对皇帝说:“高拱专横徇私,把吏部搞得乌烟瘴气。我致仕之后,请陛下让高拱入阁,不要再让他专权吏部、栽培党羽。”
其实非常可惜,张居正与赵贞吉理念相近,只不过具体施政存在差异。如果张居正能主动示好,赵贞吉很可能为张居正保驾护航。
当然,若能主动示好,那就不是张居正了,也不可能冲破阻力搞改革。
王渊问道:“孟静出海三载,还要回去吗?”
赵贞吉说道:“最迟年底就坐船归乡,家中老父年事已高。”
赵贞吉不知道,他出海的当年,父亲就已经病死……如今都满三年了。
王渊点头说:“孟静大才,今后若愿来天竺为官,阁部重臣必虚位以待。”
赵贞吉问道:“先生,吾观天竺之政,似在行墨家之法。”
王渊哈哈大笑:“诸子百家早已融合,如今哪还有什么墨家?但是,确实带有墨家遗风,你可知为何如此?”
“为何?”赵贞吉问道。
王渊说道:“诸子百家,诞生于春秋战国。当时礼乐崩坏,天子与诸侯招揽的人才,很多都处于失业状态,又见到百姓朝不保夕,于是就从自身角度出发,试图改良当时的社会。诸子百家,便是这么来的。”
赵贞吉笑道:“先生总是这般立意新奇。”
王渊又说:“诸子百家,每家都代表着不同阶层的利益。墨家代表的是谁?工匠和小地主,且以工匠为主。”
墨家弟子,最开始的时候,其实就是一帮工程师和技术工人!
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是什么?
社会稳定,反对战争,主张个人价值,保护私有财产。
《墨子》开篇不谈别的,而是阐述治政理念。
首先是尚贤,就是选用有才能的人做官,道德反而还在其次,只要国君能合理安排即可。这就跟儒家不一样,儒家更注重品德,若品行败坏,越有能力危害越大。
墨家尚贤还附带着要求,就是我的能力值多少价,国君得给出应有报酬。不能像大明对待官员那样,又让马儿跑得快,又不让马儿吃饱。人才获得重用,人才获得报酬,方能培养尚贤气氛,方能聚集真正有才干的人为国效力。
墨家也讲仁政,墨家的仁人君子,类似孟子笔下的“大丈夫”,即:富贵不淫,贫贱不移,善待生者,哀悯死者。
墨家也讲法制,并认可法家的性本恶。
但是,法家彻底对人性失望,力图用法律来约束人性。墨家觉得人性还有救,而且试图利用人性的趋利避害,达到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的双赢局面。
想要双赢,就必须创造合理的环境,因此要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,否则饭都吃不饱还怎么兼爱双赢?
因此,墨家提倡节用,即不搞铺张浪费,把国家财政都用于民生和国防,让人民安居乐业,并时刻准备着赶走侵略者。
法律方面,墨家法天,而道家法自然。
墨家认为,天志为仁,国君应该实行仁政和仁法,让社会进入良性有序的状态。国君实行仁政仁法,就是遵循了天志,上天就会承认国君的法统。国君若是残害百姓,就是违反了天志,上天会就取消国君的法统,这个国家也会因此灭亡。
墨家尚同,即从上到下思想统一,这样才能政令通畅,才能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。
秦国的壮大,最初就源于墨家变法,两次打败当时的第一强国魏国。
即便后来商鞅带来法家,墨家渐渐淡出,但秦国的行政系统,依旧带着浓厚的墨家特色。而且有了法家的加持,秦国的墨家行政系统更为高效,几乎达到墨家设想当中的完美状态。
墨家的行政系统是咋样的?
从乡村到中央,全都选用有才能的人当主官。国君的治国理念,一级传向一级,务必让工匠和农民都清楚。国君的政策法令,一级传向一级,务必让基层能最快最好的执行。集中全国之力办大事,任何阻碍之人都得滚蛋!
在墨家的行政系统当中,儒家的宗法传统是被摒弃的,一切按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,裙带关系要尽量予以清除。
墨家内部,也照这套系统运行,巨子的命令可以传达给每一个信徒。
说白了,就是按工程师的理念治国,古代大工程就得这样才能完成。墨子把搞大工程的那一套,搬到了治国领域,并且后来被儒家吸收了一些。
正巧,王渊在天竺建国,也着重保护工商业者和地主利益,每一个汉人移民都是小地主,其他的要么是商人、要么是工匠。
从利益主体而言,刚好契合墨家成分,因为墨家代表的也是一群工匠和小地主。
那么王渊的治国理念,自然跟墨家高度重合,也让赵贞吉误以为天竺国是墨家秉政。
除了坚定支持科学发展,王渊不会偏向哪派,因为儒家精髓也是很好的。
一旦国家富强起来,一旦中央有能力管控地方,儒家核心理念是非常完美的治国方略,但必须去掉一些纲常糟粕。
从西方人对明朝的记述,就可以知道,汉人的许多美德,并不是后来凭空出现的。
比如谦虚、勤劳、温和、好客等等,有个欧洲人的文章,其中一段大意如下:“这里拥有最好的货物,明人喜欢他们自己的东西,但也不吝赞美别国的事物。当看到外国的商品,即便看不上眼,也会因新奇而赞叹一番。这是独特的美德,在别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有……他们也非常热情,因为我是外来者,总有人邀我参加宴会……他们还很谦虚,并拥有这种美德而不自知……”
这就是教化之功,不要觉得教化太虚无缥缈。
当你观察世界各国之后,就会惊讶发现,你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和品德,竟然是中国所独有的。
至少移民们来了天竺,就从文化上自豪起来。
就算是底层农民,都打心眼里觉得,印度本地人是一群不懂礼数的蛮夷——包括那些印度贵族,也是标准的蛮夷,仿佛一直没有开化过!
儒家教化千年是白给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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