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26【百年之法】
这年秋天,老丈人黄珂病逝,黄峨连忙回乡吊唁。顺便代表丈夫,看望年迈多病的恩师席书。
黄珂和席书,都是四川遂宁人。
小皇帝朱载堻特别恩遇,派一位行人(正八品)、十二名锦衣卫护送,往返花费全部由国库开销。
这位行人,还有一个任务,帮皇帝把墓志铭带去。黄珂的墓志铭,是理学大宗师罗钦顺所写,由皇帝朱载堻亲自誊抄。
此举,让反对改革派瑟瑟发抖。
王渊的老丈人死了,皇帝都亲自誊抄墓志铭,可见皇恩浩荡到什么地步!
城西,王宅,大学士第。
王渊与旧友常伦宴饮,一边喝酒,一边讨论“一条鞭法”。
王渊说道:“将所有赋役,都统归一鞭,今后地方恐会再行加派。”
常伦笑道:“何为一条鞭?便是把杂项加派都算进去。既然已经算进去了,如何还能再加杂项?勿须担心,朝廷发文不得再加即可。”
王渊摇头:“百年之后,你我身故,而一条鞭还流行于世。届时,天下百姓只知一条鞭,而不知一条鞭包含杂税。官员和士绅必然联手渔利,凭空再加一些杂项摊派,如此等于小民被加派了两次杂税。”
常伦笑容顿失,点头说:“很有可能。”
王渊说道:“没有什么是万世之法,我等变法改革,能定百年江山已属不易。但还是应该留一手,我会上疏陛下,请在全国清丈完毕之后,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:盛世之土,永不加赋;盛世之民,永不加役。”
“此法可也,”常伦高兴道,“今后谁若私自加派,便是违反了绍丰皇帝祖制!”
一条鞭法虽没有摊丁入亩,但本意也是减轻小民负担。
即赋役总额不变,以清查田亩的方式,增加赋税来源再平摊,以县为单位分摊下去,如此就能减轻个人负担。同时,将田赋、徭役和杂税合并,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,揉到一起来平摊给全民。
这种做法肯定问题无数,但比大户躲避丁役,全让小民承担更进步,至少能让贫苦百姓喘口气。
今后老百姓不用倾家荡产服徭役,全民只交“一条鞭税”。地方徭役,就包含在税款当中,官员要做什么事情,官府直接拿银子雇人完成。
如此还有两个好处:
第一,解放劳动力。放松土地对人口的束缚,更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,也能为资本家提供更多工人。
第二,减少层层盘剥。以前征收赋役,是州县长官派遣差吏,再由差吏跟里甲长、粮长接洽,由里甲长、粮长负责直接征收。
粮长因为要包赔,征不齐粮食自己补,许多粮长已经家破人亡,还能生存的粮长全是地方恶霸。里甲长同样变质,心善的根本干不长,“优胜劣汰”下来的全是虎狼之辈。
一条鞭法实行之后,州县差吏直接跟百姓对接,绕过里甲长和粮长,等于减少一层盘剥。
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,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,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。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,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,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,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、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。
里甲长和粮长制度,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,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。
王渊那个“盛世之土,永不加赋;盛世之民,永不加役”,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,以新量田亩为基准、以固定人口为基准,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,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。
即一个州县,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,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。地方田亩越多、人口越多,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,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!
听起来似乎是胡来,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,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。
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:
第一,这些税银,大部分是地方税,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;
第二,以官僚地主的尿性,就算国家持续繁荣,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,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。
就拿朱元璋时期,跟正德末年相比较,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,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。而全国在册人口,增加非常缓慢,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。这就导致,大明发展一百多年,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。
王渊喊出永不加赋,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,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若有一天,大明真的行将就木,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,该加派还是得加派。就像历史上,崇祯疯狂加派“辽饷”一样,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
还是那句话,没有什么万世之法。
王渊这次改革,能维持繁荣五十年,已算得上功德无量。能巩固江山一百年,改革可称非常成功。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,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。
土地兼并,无法遏制。
对于当权者来说,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,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!
明末江南地区,10%的富人占据90%土地,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。即便有“江南奴变”,也是奴仆抗击雇主,并非起义反抗朝廷。这是因为,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,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,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。
而陕西那边,商品经济脆弱,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,还得供应边镇军粮。这些穷地方,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,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。一遇天灾,就会造成大量流民,于是李自成、张献忠就出现了!
王渊对常伦说:“赋役定额之后,永世不变,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!”
常伦瞠目结舌。
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,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。该交多少税,官员可以胡乱制定,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,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。
而且,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,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。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,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,官府必须扩招文吏,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。时间越往后推,御史越不愿查账,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,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。
这种搞法,别说一百年,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,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。
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,按照各州县的情况,制定一个赋役额度,取消全部杂项名目,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。相当于农业税、人头税、杂税,永世不变,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。
至于百年之后,自有君臣去想办法,关他王渊屁事!
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,制定无数条条框框。结果呢?条条框框越多,漏洞就越多,大明赋役越来越少,征收越来越困难,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,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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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珂和席书,都是四川遂宁人。
小皇帝朱载堻特别恩遇,派一位行人(正八品)、十二名锦衣卫护送,往返花费全部由国库开销。
这位行人,还有一个任务,帮皇帝把墓志铭带去。黄珂的墓志铭,是理学大宗师罗钦顺所写,由皇帝朱载堻亲自誊抄。
此举,让反对改革派瑟瑟发抖。
王渊的老丈人死了,皇帝都亲自誊抄墓志铭,可见皇恩浩荡到什么地步!
城西,王宅,大学士第。
王渊与旧友常伦宴饮,一边喝酒,一边讨论“一条鞭法”。
王渊说道:“将所有赋役,都统归一鞭,今后地方恐会再行加派。”
常伦笑道:“何为一条鞭?便是把杂项加派都算进去。既然已经算进去了,如何还能再加杂项?勿须担心,朝廷发文不得再加即可。”
王渊摇头:“百年之后,你我身故,而一条鞭还流行于世。届时,天下百姓只知一条鞭,而不知一条鞭包含杂税。官员和士绅必然联手渔利,凭空再加一些杂项摊派,如此等于小民被加派了两次杂税。”
常伦笑容顿失,点头说:“很有可能。”
王渊说道:“没有什么是万世之法,我等变法改革,能定百年江山已属不易。但还是应该留一手,我会上疏陛下,请在全国清丈完毕之后,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:盛世之土,永不加赋;盛世之民,永不加役。”
“此法可也,”常伦高兴道,“今后谁若私自加派,便是违反了绍丰皇帝祖制!”
一条鞭法虽没有摊丁入亩,但本意也是减轻小民负担。
即赋役总额不变,以清查田亩的方式,增加赋税来源再平摊,以县为单位分摊下去,如此就能减轻个人负担。同时,将田赋、徭役和杂税合并,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,揉到一起来平摊给全民。
这种做法肯定问题无数,但比大户躲避丁役,全让小民承担更进步,至少能让贫苦百姓喘口气。
今后老百姓不用倾家荡产服徭役,全民只交“一条鞭税”。地方徭役,就包含在税款当中,官员要做什么事情,官府直接拿银子雇人完成。
如此还有两个好处:
第一,解放劳动力。放松土地对人口的束缚,更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,也能为资本家提供更多工人。
第二,减少层层盘剥。以前征收赋役,是州县长官派遣差吏,再由差吏跟里甲长、粮长接洽,由里甲长、粮长负责直接征收。
粮长因为要包赔,征不齐粮食自己补,许多粮长已经家破人亡,还能生存的粮长全是地方恶霸。里甲长同样变质,心善的根本干不长,“优胜劣汰”下来的全是虎狼之辈。
一条鞭法实行之后,州县差吏直接跟百姓对接,绕过里甲长和粮长,等于减少一层盘剥。
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,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,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。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,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,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,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、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。
里甲长和粮长制度,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,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。
王渊那个“盛世之土,永不加赋;盛世之民,永不加役”,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,以新量田亩为基准、以固定人口为基准,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,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。
即一个州县,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,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。地方田亩越多、人口越多,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,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!
听起来似乎是胡来,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,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。
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:
第一,这些税银,大部分是地方税,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;
第二,以官僚地主的尿性,就算国家持续繁荣,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,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。
就拿朱元璋时期,跟正德末年相比较,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,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。而全国在册人口,增加非常缓慢,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。这就导致,大明发展一百多年,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。
王渊喊出永不加赋,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,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。
若有一天,大明真的行将就木,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,该加派还是得加派。就像历史上,崇祯疯狂加派“辽饷”一样,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
还是那句话,没有什么万世之法。
王渊这次改革,能维持繁荣五十年,已算得上功德无量。能巩固江山一百年,改革可称非常成功。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,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。
土地兼并,无法遏制。
对于当权者来说,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,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!
明末江南地区,10%的富人占据90%土地,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。即便有“江南奴变”,也是奴仆抗击雇主,并非起义反抗朝廷。这是因为,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,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,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。
而陕西那边,商品经济脆弱,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,还得供应边镇军粮。这些穷地方,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,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。一遇天灾,就会造成大量流民,于是李自成、张献忠就出现了!
王渊对常伦说:“赋役定额之后,永世不变,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!”
常伦瞠目结舌。
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,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。该交多少税,官员可以胡乱制定,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,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。
而且,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,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。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,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,官府必须扩招文吏,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。时间越往后推,御史越不愿查账,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,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。
这种搞法,别说一百年,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,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。
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,按照各州县的情况,制定一个赋役额度,取消全部杂项名目,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。相当于农业税、人头税、杂税,永世不变,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。
至于百年之后,自有君臣去想办法,关他王渊屁事!
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,制定无数条条框框。结果呢?条条框框越多,漏洞就越多,大明赋役越来越少,征收越来越困难,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,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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