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47【八省旱灾与税制改革】
物理学院非常有钱,不仅接受社会捐赠,而且在机器制造厂有股份。
蒸汽铸币机、蒸汽纺纱机、蒸汽织布机、蒸汽毛纺机,凭这四样就日进斗金。
铸币机需要朝廷公文,由官方下单订货,不得随意私造。
另外三种机器,则敞开了卖给商贾,占据99%的市场份额。剩下1%的市场份额,则是广东那边在仿造,机器性能相对有些落后。
如今的机器制造厂,王渊作为主要投资人占股55%。另有30%股份,由参与机器研发的学生,进行科研技术入股。最后15%股份,属于物理学院入股,所获利益归学院集体所有。
从物理学院走出的学生,外放做地方官的时候,都可在学院申请路费,视任职地点远近而给予帮助。在接受路费资助的同时,该学生必须立誓,今后做官不得贪腐,要有一颗仁政爱民之心。
翁万达就有申请路费,他一路南下徽州,手里头还算宽裕。
越往南走,翁万达就越感觉不对劲,过了镇江之后,到处都是已经干涸的田地。
他沿途询问南来商贾,得知江南数省干旱严重,立即写信给王渊,请朝廷下令督抚和御史,赶紧清查各地常平仓。粮仓空虚的赶紧补齐,同时防止粮食被盗卖,一定要压住即将飞涨的粮价。
其实,不用翁万达写信,朝廷就已经收到消息。
文渊阁。
因为族人卷入两淮私盐案,杨一清辞职没有获准,这阵子都窝在家里称病不出。
毛纪焦急道:“入夏以来,江南数省大旱,各地请求减免春粮赋税,今年江南的春粮,恐怕会减产六成以上。近日,各地督抚又纷纷上疏,由于旱情严重,夏粮播种困难,个别州县的夏粮恐将绝收。南直隶、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,一共八省出现大面积旱情!江西、浙江有蝗灾迹象。”
众皆无语,不知如何应对。
全国的主要产粮区,一大半都出现旱灾,哪来的粮食去赈济?
“今年的漕粮,恐怕难以足额运抵京城,”杨廷和对王渊说,“王尚书,请敦促锦衣海卫,从南洋多运一些粮食到北京。”
专门把王渊请来内阁议政,恐怕目的就是这个。王渊也不敢打包票,只能说:“尽量吧。”
王琼说:“出现旱灾的八省,不但要减免春粮,还应当免除夏粮赋课。就算没有旱灾的州县,也应该一并免除,如此可让地方多留些粮食,或许可以稍微平缓一下粮价。”
蒋冕忧虑道:“大明总共就两京十三省,八省夏粮全免,朝廷如何支撑?”
王渊说道:“去年没有边患,广西之乱平定后也没打大仗,太仓储粮估计还有不少剩余。大家都节衣缩食,典礼祭祀也不要搞了,和尚、道士的岁米也别给,总是能撑过今年的。”
朱厚照年轻的时候,一会儿信佛,一会儿信道,一会儿信绿教。不但招来大量僧侣,还给他们建造寺庙,这些寺庙没有庙田(表面上没有),全靠中央财政来养活。
蒋冕说:“京郊良田,被阉宦侵占无数,可趁机全部收回。”
杨廷和道:“此事宜速办。”
王渊说:“近二十年兴建的京中寺庙,可以全部捣毁!西苑里边的寺庙,不再给一粒粮食,饿得快死了他们自会离开。”
王琼补充一句:“若有抢占民田为寺田者,收回田地,罚没粮食,勒令还俗!”
漕粮无法足额运输,还要免除八省夏粮,中央必须保证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。
谷大用离京时走得干脆,田产、房产、店铺或捐或卖,亲戚族人也全部带回老家。但是,张永因为病情严重,弟弟和外甥都不听话,现在还有大量京畿产业没动。
把张永留京的亲戚,全部抄家问罪,必然能弄来大量钱粮。
还有皇帝的两个舅舅,已经失宠十多年。抄家是肯定不敢的,却可以罚没田庄,又能弄来许多粮食。
和尚、道士、绿教……这些皇帝招揽的僧侣,加上他们的徒子徒孙,人数总共有好几万。全部勒令还俗,罚没粮食和庙田,又能省下粮食无数。
豹房附近也有寺庙,而且建在皇城之内,王渊暂时不敢动,但他有权停发僧侣的月粮(这些粮食由光禄寺提供)。嗯,也不算停发,只是拖欠而已。毕竟国家困难,出家之人慈悲为怀,应当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嘛。
杨廷和说:“陛下那里,应该先去通气。”
“此事我来办。”王渊揽下差事。
杨廷和、毛纪、蒋冕、王琼纷纷拱手:“便劳烦王尚书了。”
八省旱灾,兹事体大。
一旦处理不善,不说饿殍遍地,还有可能造成民变。
面对如此局势,内阁首先和睦起来,杨廷和与王渊也暂时放下矛盾,先携手共渡难关再说。
为啥四川私盐案,王渊没有逮着杨廷和死怼?
以朱厚照现在的心思,只想求稳多活几年,根本不可能放杨廷和归乡。王渊如果不能一击致命,政治矛盾很可能升级为党争,到时候国家大事很难正常处理。
王渊做事留三分,杨廷和心知肚明,两人早就达成默契。
因此遇到八省旱灾的大事,双方才可以密切合作。这在嘉靖朝是不可能的,政治斗争过于激烈,都不给对方留活路,互相之间拖后腿,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。
王渊突然说: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,把课税改革也推动一下。”
杨廷和眉头紧皱:“就算要改革,也该明年再说,现在必须稳定地方。”
王渊解释道:“我并非是要大概,而是改实物课税为征钱。目前,银元与铜币已经流通各省,但只有部分税项是缴纳银钱,其余还是以实物税收为主。不如借着八省旱灾之机,从明年开始,地方课税全部折算为新钱(银元、新铜钱),好让地方也多一些喘息余地。”
蒋冕问道:“粮食课税,若全部改为征收银钱,那每年的漕粮从哪里运来?”
王渊说道:“保留运河、长江沿岸,部分产粮区的本色征收。这些地方的粮课,足以支撑每年400万石漕米。”
四位阁臣暂时没说话,都在仔细思量利弊。
若只保留长江、运河两岸,部分产粮区的实物税收。那绝对能省下无数运输成本,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,但会伤及漕运官员、士卒的利益。
毛纪问道:“一旦完成改革,空置下来的漕兵、漕工,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,这些人的生计如何安排?”
王渊笑道:“大部分漕兵、漕工,恐怕日子会更好过。”
众人沉默。
事实真如王渊所说,漕兵、漕工看似有铁饭碗,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。就算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,也会被漕运武官役使干私活,整年劳累却没啥工资可拿,只能凭借微薄的口粮度日。不运漕米了,反而是好事,他们可以自己打工赚钱,是一种人力资源的解放。
可万一找不到工作呢?
而且,找工作之前,还得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,漕兵和漕工的户籍是单独立册的。
这才是重点,也是官员所说的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”的本意。
王渊继续说道:“改粮为钱的地区,少量漕兵和漕工,继续留用运输税银,剩下的全部转为民户!”
“不可,”蒋冕提醒道,“全部转为民户,对王尚书而言,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但对那些漕兵和漕工来说,他们只有户籍,却不能分到土地,全都会变成流民。一下子多出二十万流民,若有宵小振臂一呼,行那陈胜、吴广之事怎办?”
王渊微笑道:“官府不再钳制户籍便可,流民自然都能变成游民。”
“胡闹,”杨廷和坚决反对,“若不再钳制户籍,天下丁粮如何征收?”
王渊说道:“最合理的办法,应该是‘摊丁入亩’。但摊丁入亩肯定无法推行,那就暂时不管。丁粮如何征收,地方官自己会解决,你盯着户籍,丁粮就好征了?”
杨廷和无言以对。
丁粮,即人头税。
康熙说“盛世滋丁,永不加赋”,不是说国家不提高税收,而是说以某年为定额,今后新增的人口数量,不用再缴纳人头税了。
这八个字纯属废话,就算国家想加征人头税,那也是难以办到的,地方官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法定人头税越多,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,因此主动瞒报人口,户籍黄册上的人口数量总是难以增长。
雍正搞出一个“摊丁入亩”,人头税因此取消,全国人口顿时爆炸式增长。这并非意味着,真实人口数量打着滚的往上翻,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进行人口登记了。
大明的人头税,主要有三种,即:里甲银、均瑶银和盐钞银(还有其他税种,但可以忽略不计)。
盐钞银,就是按照人口数量,征收食盐消费税,这笔钱需要上交中央。
王渊的新盐法,实际取消了盐钞银,把消费税直接算进盐价里面,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。这里面的差额,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。
里甲银和均瑶银,不用上交中央,属于地方财政收入,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色收入来源。
为了逃避人头税,全国产生大量黑户,大明的人口数量,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。地方官和里甲长,全都胡乱摊派,早就不按户籍行事,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。
几百年后,有个叫马伯庸的学者,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,完美显示了大明的人头税有多混乱。
却说,有个叫帅嘉谟的人,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。他发现,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(人头税的一种),全都算在歙县百姓身上,其余五县两百年没交过。
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,把事情捅到都察院。消息泄露之后,帅嘉谟被人追杀,侥幸逃命回乡。
数年之后,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做官,而且官职变得更大,他当然要一雪前耻。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,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,事情一直闹到中央。朝廷被迫减税,让六县平摊税收,为了缓解五县怨气,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。
地方如此征收人头税,户籍制定得再好有个屁用!
王渊继续说道:“且不问地方州县,就拿北京城来说,有多少是游民黑户?不如放开户籍限制,允许游民存在,让其户口所在地编撰游民册。本省之内,游民文书,可当路引使用。且只要户籍正当,游民子嗣也可参加科举。”
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,大量农民涌进城市。这类人,新中国初期叫盲流,后来改叫农民工,而大明则称之为“流民”、“游民”。
游民没有法律地位,甚至在城里租房子,房东都能肆意压榨。游民还不敢报官,因为他们是黑户,就算在农村登记了正当户口,到了城里他们依旧属于黑户。
杨廷和问道:“若定游民册,丁粮交给谁?”
王渊回答道:“户口所在地,必须有正当户口,才能登记为合法游民。”
“那还行,”杨廷和说,“可以订立游民册,但不得强制,否则善政也会变成恶政。”
王渊笑道:“这是当然,改革要慢慢来,哪能一步登天?但这次课税改革,部分漕兵、漕工转为民户,地方官府必须为他们制定游民册,保证他们今后的合法生计,否则他们没地又不能进城做工,必然会闹出许多乱子。”
王琼突然提醒道:“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,银贱而(铜)钱贵;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,(铜)钱贱而银贵。若课税征收都算新钱,那如何恒定各地的应缴课税?地方官吏,必然择贵而征,恐祸及百姓也!”
这个问题非常关键,课税征钱的目的之一,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。但银价和铜价各地不一,必然要闹幺蛾子。
比如在浙江,银贱铜贵,官吏必然只要铜钱,反而不让百姓用银元纳税,导致银元被排挤到纳税货币之外。
王渊说道:“由各省布政司、总督、巡抚、御史,共同议定折价。根据市面物价情况,三年一议,告之全省,州县官吏不得擅自规定百姓必须纳银或纳钱。”
“也算是个办法。”王琼点头说。
“火耗归公”不用再提了,因为百姓纳税,直接交银元或铜钱,都是官方法定货币,不用熔银子自然没有火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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蒸汽铸币机、蒸汽纺纱机、蒸汽织布机、蒸汽毛纺机,凭这四样就日进斗金。
铸币机需要朝廷公文,由官方下单订货,不得随意私造。
另外三种机器,则敞开了卖给商贾,占据99%的市场份额。剩下1%的市场份额,则是广东那边在仿造,机器性能相对有些落后。
如今的机器制造厂,王渊作为主要投资人占股55%。另有30%股份,由参与机器研发的学生,进行科研技术入股。最后15%股份,属于物理学院入股,所获利益归学院集体所有。
从物理学院走出的学生,外放做地方官的时候,都可在学院申请路费,视任职地点远近而给予帮助。在接受路费资助的同时,该学生必须立誓,今后做官不得贪腐,要有一颗仁政爱民之心。
翁万达就有申请路费,他一路南下徽州,手里头还算宽裕。
越往南走,翁万达就越感觉不对劲,过了镇江之后,到处都是已经干涸的田地。
他沿途询问南来商贾,得知江南数省干旱严重,立即写信给王渊,请朝廷下令督抚和御史,赶紧清查各地常平仓。粮仓空虚的赶紧补齐,同时防止粮食被盗卖,一定要压住即将飞涨的粮价。
其实,不用翁万达写信,朝廷就已经收到消息。
文渊阁。
因为族人卷入两淮私盐案,杨一清辞职没有获准,这阵子都窝在家里称病不出。
毛纪焦急道:“入夏以来,江南数省大旱,各地请求减免春粮赋税,今年江南的春粮,恐怕会减产六成以上。近日,各地督抚又纷纷上疏,由于旱情严重,夏粮播种困难,个别州县的夏粮恐将绝收。南直隶、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,一共八省出现大面积旱情!江西、浙江有蝗灾迹象。”
众皆无语,不知如何应对。
全国的主要产粮区,一大半都出现旱灾,哪来的粮食去赈济?
“今年的漕粮,恐怕难以足额运抵京城,”杨廷和对王渊说,“王尚书,请敦促锦衣海卫,从南洋多运一些粮食到北京。”
专门把王渊请来内阁议政,恐怕目的就是这个。王渊也不敢打包票,只能说:“尽量吧。”
王琼说:“出现旱灾的八省,不但要减免春粮,还应当免除夏粮赋课。就算没有旱灾的州县,也应该一并免除,如此可让地方多留些粮食,或许可以稍微平缓一下粮价。”
蒋冕忧虑道:“大明总共就两京十三省,八省夏粮全免,朝廷如何支撑?”
王渊说道:“去年没有边患,广西之乱平定后也没打大仗,太仓储粮估计还有不少剩余。大家都节衣缩食,典礼祭祀也不要搞了,和尚、道士的岁米也别给,总是能撑过今年的。”
朱厚照年轻的时候,一会儿信佛,一会儿信道,一会儿信绿教。不但招来大量僧侣,还给他们建造寺庙,这些寺庙没有庙田(表面上没有),全靠中央财政来养活。
蒋冕说:“京郊良田,被阉宦侵占无数,可趁机全部收回。”
杨廷和道:“此事宜速办。”
王渊说:“近二十年兴建的京中寺庙,可以全部捣毁!西苑里边的寺庙,不再给一粒粮食,饿得快死了他们自会离开。”
王琼补充一句:“若有抢占民田为寺田者,收回田地,罚没粮食,勒令还俗!”
漕粮无法足额运输,还要免除八省夏粮,中央必须保证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。
谷大用离京时走得干脆,田产、房产、店铺或捐或卖,亲戚族人也全部带回老家。但是,张永因为病情严重,弟弟和外甥都不听话,现在还有大量京畿产业没动。
把张永留京的亲戚,全部抄家问罪,必然能弄来大量钱粮。
还有皇帝的两个舅舅,已经失宠十多年。抄家是肯定不敢的,却可以罚没田庄,又能弄来许多粮食。
和尚、道士、绿教……这些皇帝招揽的僧侣,加上他们的徒子徒孙,人数总共有好几万。全部勒令还俗,罚没粮食和庙田,又能省下粮食无数。
豹房附近也有寺庙,而且建在皇城之内,王渊暂时不敢动,但他有权停发僧侣的月粮(这些粮食由光禄寺提供)。嗯,也不算停发,只是拖欠而已。毕竟国家困难,出家之人慈悲为怀,应当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嘛。
杨廷和说:“陛下那里,应该先去通气。”
“此事我来办。”王渊揽下差事。
杨廷和、毛纪、蒋冕、王琼纷纷拱手:“便劳烦王尚书了。”
八省旱灾,兹事体大。
一旦处理不善,不说饿殍遍地,还有可能造成民变。
面对如此局势,内阁首先和睦起来,杨廷和与王渊也暂时放下矛盾,先携手共渡难关再说。
为啥四川私盐案,王渊没有逮着杨廷和死怼?
以朱厚照现在的心思,只想求稳多活几年,根本不可能放杨廷和归乡。王渊如果不能一击致命,政治矛盾很可能升级为党争,到时候国家大事很难正常处理。
王渊做事留三分,杨廷和心知肚明,两人早就达成默契。
因此遇到八省旱灾的大事,双方才可以密切合作。这在嘉靖朝是不可能的,政治斗争过于激烈,都不给对方留活路,互相之间拖后腿,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。
王渊突然说: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,把课税改革也推动一下。”
杨廷和眉头紧皱:“就算要改革,也该明年再说,现在必须稳定地方。”
王渊解释道:“我并非是要大概,而是改实物课税为征钱。目前,银元与铜币已经流通各省,但只有部分税项是缴纳银钱,其余还是以实物税收为主。不如借着八省旱灾之机,从明年开始,地方课税全部折算为新钱(银元、新铜钱),好让地方也多一些喘息余地。”
蒋冕问道:“粮食课税,若全部改为征收银钱,那每年的漕粮从哪里运来?”
王渊说道:“保留运河、长江沿岸,部分产粮区的本色征收。这些地方的粮课,足以支撑每年400万石漕米。”
四位阁臣暂时没说话,都在仔细思量利弊。
若只保留长江、运河两岸,部分产粮区的实物税收。那绝对能省下无数运输成本,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,但会伤及漕运官员、士卒的利益。
毛纪问道:“一旦完成改革,空置下来的漕兵、漕工,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,这些人的生计如何安排?”
王渊笑道:“大部分漕兵、漕工,恐怕日子会更好过。”
众人沉默。
事实真如王渊所说,漕兵、漕工看似有铁饭碗,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。就算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,也会被漕运武官役使干私活,整年劳累却没啥工资可拿,只能凭借微薄的口粮度日。不运漕米了,反而是好事,他们可以自己打工赚钱,是一种人力资源的解放。
可万一找不到工作呢?
而且,找工作之前,还得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,漕兵和漕工的户籍是单独立册的。
这才是重点,也是官员所说的“百万漕工衣食所系”的本意。
王渊继续说道:“改粮为钱的地区,少量漕兵和漕工,继续留用运输税银,剩下的全部转为民户!”
“不可,”蒋冕提醒道,“全部转为民户,对王尚书而言,只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但对那些漕兵和漕工来说,他们只有户籍,却不能分到土地,全都会变成流民。一下子多出二十万流民,若有宵小振臂一呼,行那陈胜、吴广之事怎办?”
王渊微笑道:“官府不再钳制户籍便可,流民自然都能变成游民。”
“胡闹,”杨廷和坚决反对,“若不再钳制户籍,天下丁粮如何征收?”
王渊说道:“最合理的办法,应该是‘摊丁入亩’。但摊丁入亩肯定无法推行,那就暂时不管。丁粮如何征收,地方官自己会解决,你盯着户籍,丁粮就好征了?”
杨廷和无言以对。
丁粮,即人头税。
康熙说“盛世滋丁,永不加赋”,不是说国家不提高税收,而是说以某年为定额,今后新增的人口数量,不用再缴纳人头税了。
这八个字纯属废话,就算国家想加征人头税,那也是难以办到的,地方官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。法定人头税越多,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,因此主动瞒报人口,户籍黄册上的人口数量总是难以增长。
雍正搞出一个“摊丁入亩”,人头税因此取消,全国人口顿时爆炸式增长。这并非意味着,真实人口数量打着滚的往上翻,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进行人口登记了。
大明的人头税,主要有三种,即:里甲银、均瑶银和盐钞银(还有其他税种,但可以忽略不计)。
盐钞银,就是按照人口数量,征收食盐消费税,这笔钱需要上交中央。
王渊的新盐法,实际取消了盐钞银,把消费税直接算进盐价里面,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。这里面的差额,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。
里甲银和均瑶银,不用上交中央,属于地方财政收入,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色收入来源。
为了逃避人头税,全国产生大量黑户,大明的人口数量,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。地方官和里甲长,全都胡乱摊派,早就不按户籍行事,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。
几百年后,有个叫马伯庸的学者,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,完美显示了大明的人头税有多混乱。
却说,有个叫帅嘉谟的人,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。他发现,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(人头税的一种),全都算在歙县百姓身上,其余五县两百年没交过。
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,把事情捅到都察院。消息泄露之后,帅嘉谟被人追杀,侥幸逃命回乡。
数年之后,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做官,而且官职变得更大,他当然要一雪前耻。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,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,事情一直闹到中央。朝廷被迫减税,让六县平摊税收,为了缓解五县怨气,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。
地方如此征收人头税,户籍制定得再好有个屁用!
王渊继续说道:“且不问地方州县,就拿北京城来说,有多少是游民黑户?不如放开户籍限制,允许游民存在,让其户口所在地编撰游民册。本省之内,游民文书,可当路引使用。且只要户籍正当,游民子嗣也可参加科举。”
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,大量农民涌进城市。这类人,新中国初期叫盲流,后来改叫农民工,而大明则称之为“流民”、“游民”。
游民没有法律地位,甚至在城里租房子,房东都能肆意压榨。游民还不敢报官,因为他们是黑户,就算在农村登记了正当户口,到了城里他们依旧属于黑户。
杨廷和问道:“若定游民册,丁粮交给谁?”
王渊回答道:“户口所在地,必须有正当户口,才能登记为合法游民。”
“那还行,”杨廷和说,“可以订立游民册,但不得强制,否则善政也会变成恶政。”
王渊笑道:“这是当然,改革要慢慢来,哪能一步登天?但这次课税改革,部分漕兵、漕工转为民户,地方官府必须为他们制定游民册,保证他们今后的合法生计,否则他们没地又不能进城做工,必然会闹出许多乱子。”
王琼突然提醒道:“南直隶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四省,银贱而(铜)钱贵;云南、贵州、四川三省,(铜)钱贱而银贵。若课税征收都算新钱,那如何恒定各地的应缴课税?地方官吏,必然择贵而征,恐祸及百姓也!”
这个问题非常关键,课税征钱的目的之一,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。但银价和铜价各地不一,必然要闹幺蛾子。
比如在浙江,银贱铜贵,官吏必然只要铜钱,反而不让百姓用银元纳税,导致银元被排挤到纳税货币之外。
王渊说道:“由各省布政司、总督、巡抚、御史,共同议定折价。根据市面物价情况,三年一议,告之全省,州县官吏不得擅自规定百姓必须纳银或纳钱。”
“也算是个办法。”王琼点头说。
“火耗归公”不用再提了,因为百姓纳税,直接交银元或铜钱,都是官方法定货币,不用熔银子自然没有火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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